鄂南才俊，闪耀近代

咸宁，这座位于湖北东南部的城市，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湘鄂赣三省的交汇处。它北倚长江，南靠幕阜山，山水相依，风光旖旎。这里不仅自然资源丰富，享有 “桂花之乡”“楠竹之乡”“苎麻之乡”“茶叶之乡”“温泉之乡” 等美誉，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咸宁历史悠久，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古代文明，是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岁月的长河中，这片土地孕育出了无数杰出的人才，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为咸宁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国淦：政史两界的传奇人物

张国淦，字乾若，号石公，1876 年出生于湖北蒲圻（今赤壁市）。其幼年随父落籍安徽芜湖，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年少时便聪颖好学，展现出非凡的才华。1902 年，他中举人，1904 年授内阁中书，从此踏上了仕途之路。

在清末时期，张国淦积极参与政治变革，曾上书黑龙江巡抚程德全，论述黑龙江兴革事宜，因其见解独到而得到程德全的赞赏，被调往黑龙江任职，先后担任抚院秘书官、调查局总办、财政局会办等重要职务，在地方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武昌首义爆发后，张国淦以 “参议” 的身份，随唐绍仪赴沪参与南北议和，在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民国成立后，他在袁世凯、黎元洪等政府中历任国务院铨叙局长、国务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内务次长、教育总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要职，周旋于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协调能力，调节各方矛盾，为各方所倚重。

尽管张国淦在政界驰骋多年，但他对历史研究的热爱从未消减。早在从政期间，他就开始涉足史志调查研究工作，为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地方志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认为 “方志者，乃一种最完备、最广博史家有用之故实”。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中国古方志考》，早在 1916 年便开始撰著。在 1926 年结束政治生涯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史志调研考究和著述之中，往来于北京、东北等地，广泛收集资料，精心考证。至 1930 年，《中国方志考》已初具规模，1937 年抗战前完成了数百万字的初稿。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著名学者顾颉刚曾评介道：“蒲圻张石公先生研究地理之学，发愤忘食，盖数十年如一朝，收集方舆国籍之富，甲于旧都（指北京）诸藏书家。遍求各省府县古今志书而读之，并辑其佚著之散见于群籍者，以及序跋评论之属，一字之涉，咸所不遗。作《中国方志考》数百卷，与宜都杨惺吾先生之《历代舆地图》，可谓泰、华并峙者矣”。

新中国成立后，张国淦继续为学术研究贡献力量。他受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53 年经董必武介绍，成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并在同事的襄助下，继续进行《中国方志考》的编纂工作，将该书分为前后两编，前编为秦汉至元，后编为明清至现代。虽然他在 1959 年病逝，但他的学术成果得以传承。1962 年，《中国方志考》之上编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为《中国古方志考》（自秦汉至元），全书共 70 余万字，收录方志 2200 多种，成为研究中国方志的珍贵典籍。可惜的是，下编明、清、民国部分因种种原因未能整理出版，在文革中散毁，令人深感痛惜。

张国淦一生治学严谨，用力深厚，著述颇丰。除了《中国古方志考》外，他还著有《辛亥革命史料》《历史石经考》《中国书装源流》《俄罗斯东渐史略》《永乐大典方志辑本》《芜湖乡土志》《黑龙江志略》等多部史志著作。2000 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张国淦文集》，可谓是对他一生学术成就的集大成总结。此外，他还曾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并将私人藏书数万册捐献给湖北省图书馆，为文化传承和学术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钱亦石：红色教育先驱

钱亦石，1889 年出生于咸宁县（现咸安区）马桥镇钱家庄的一个书香门第。他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在良好的家庭氛围熏陶下，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1916 年，钱亦石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预科，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天赋，一年后顺利转入博物部继续深造。在学校期间，他不仅专注于学业，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关心国家大事，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见解。

钱亦石是共产党湖北党部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在湖北地区的党组织建设和革命活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与董必武、陈潭秋等革命先驱紧密合作，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党的事业不懈努力。他以武昌高师附小为重要阵地，大力宣传革命主张，培养和引导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投身革命。例如，他选派了伍修权等一批优秀的革命青年学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中国革命储备了重要的人才力量。

在教育领域，钱亦石也有着卓越的贡献和独特的理念。他坚信教育应该与社会实际相结合，提出 “为培养未来社会的新经济生活的建设者，必需把教育、体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的主张，并强调真正的生产教育应以 “工业为主、农业为辅”，且 “以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条件”。这种教育理念在当时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他曾在湖北省教育厅任职科员，后又在多所学校任教，如武昌高师附小、武汉中学等。在教学过程中，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他们关注社会问题，积极探索解决之道。

大革命失败后，钱亦石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他依然坚定地追随党的步伐。根据党的决定，他先后前往日本和苏联学习。在日本东京，他集中精力研读《资本论》，并与杨贤江、董必武等共同领导了东京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秘密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28 年 8 月，他转往苏联莫斯科，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与何叔衡、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等优秀同志同班，深入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联共（布）党的历史经验。在苏联学习期间，他还翻译了恩格斯名著《德国农民战争》，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1930 年 12 月，钱亦石学成回国，回到上海后，他迅速投身于文化推进工作，开启了他的文化战士生涯。他被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聘为教授，主讲《中国外交史》《现代教育原理》等多门课程。他的授课风格生动深刻，深入浅出，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和尊敬。同时，他还在《世界知识》等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论文，这些论文后来被编辑成《紧急时期的世界与中国》《战神翼下的欧洲问题》《白浪滔天的太平洋问题》等书籍。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剖析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精准地揭露了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阴谋，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董必武对他的论著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仅是国内第一流的论文，即置于国际第一流的论文中，也毫无逊色”。

在这一时期，钱亦石还积极参与领导上海文化界党的秘密组织工作。1936 年至 1937 年，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成员、苏联之友社党团书记等重要职务，并与邹韬奋等人共同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过这些组织，他广泛地团结了左翼知识分子，积极出版刊物，组织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小组，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在学生和职工中深入开展文化教育运动，为提高民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做出了卓越贡献。

“八一三” 淞沪抗战爆发后，钱亦石毫不犹豫地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最前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担任第八集团军服务队少将队长，率领由 30 多位作家、艺术家组成的服务队奔赴抗日第一线。在战场上，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动员沪杭线地区人民，全力实施军民联合抗战。他组织宣传活动，鼓舞士气，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他协调军民关系，促进双方紧密合作，共同抗击日军。然而，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和恶劣的战争环境，使他的身体逐渐不堪重负。他积劳成疾，先是染上疟疾，后又患上伤寒，虽被送往战地医院就医，但由于病情严重，且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他最终还是没能战胜病魔。1938 年 1 月 29 日，钱亦石在上海不幸病逝，年仅 49 岁。

钱亦石的逝世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感动了无数人。2 月 27 日，武汉各界在汉口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为他送上挽联，“哲人其萎” 四个大字，表达了对他深切的悼念和敬意。他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为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思想和精神，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铭刻在中国近代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奋勇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